商学院关注：搭建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二、关注东道国本地社区发展，提升企业国际竞争软实力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许多国际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需要在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产品和技术之外的因素开始成为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源。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不仅应当在生产技术和内部管理上具备竞争优势，还需要提升自身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更多关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与本地社区的价值共创。欧美国家老牌跨国公司在这一方面显然是领跑者。雀巢思茅咖啡项目通过设立示范农场和技术援助中心为当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咖啡施肥、灌溉和收获技术培训，在解决自身原料供应问题的同时帮助云南成为世界新的优质咖啡豆供应地，雀巢也因为在改善世界欠发达地区人们生活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20峰会上荣获“2012世界商业和发展奖”；西门子通过其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主要战略合作伙伴身份，在巴西成功推广了自己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并在当地的容迪亚伊工业园区建立了南美洲最大的能源设备生产、解决方案与服务中心。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本地社区发展的漠视是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经营的一大通病，也是其最近在非洲国家频繁遭遇抵制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并购和国际经营的时候，切勿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应该平衡发展企业技术管理能力和竞争软实力，树立企业公民意识，更多兼顾东道国当地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在基本的商业共识下赢得全球竞争。

　　三、“走出去”要基于企业发展的战略

　　竞争性和经营性风险是企业需要长期面对的难题，这个假设是很稳定的，因此战略至关重要。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Frank Knight就曾说过，利润源之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预示着很多机会，也潜伏了大量风险，而降低不确定性的关键方法是充分预测和战略逻辑。沃顿商学院Paul Schoemark教授在其《从不确定性获利》一书中提出了“战略罗盘”概念，旨在引导企业如何航向未知的未来，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战略需要将动机变量、条件变量和控制变量置于一个理论模型和实践逻辑中，其中控制的核心就是不确定性因素的认知与管控。

　　中国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战略准备不充分，经验积累有片面性，因此更需要审慎的战略逻辑指引，从而形成一个可操作的战略路径。这一战略逻辑可概括为链接、杠杆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的战略循环。

　　广泛链接。在这一阶段，企业通过广泛链接完成“走出去”的初期战略准备，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开展先行的公共关系投资，为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和对外投资积累实践性的经验知识，提高企业嵌入能力，成为主导企业价值链的一部分。

　　杠杆化。进入杠杆化阶段后，企业开始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战略意图，对企业资源配置（如人力资源、技术设备）进行专用性较强的投资，通过杠杆化，提高其平衡和融合能力，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实现资源互补和技术平台共享，以增加企业在主导企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完成杠杆化过程标志着企业已经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后发企业的建设核心是发展“专业化经济”，并以此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源于不断细化的分工与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创造，产生收益递增效应。企业在这一阶段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分化，有的企业尝试对已有的国际化经营知识进行整合利用及二次开发，谋求建立新的国际价值链，也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深耕国内市场，转型为国内价值链的主导者。

　　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当事双方所寻求到的一种战略协调模式。“本土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将生产、营销、管理、人事等经营诸方面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经济中的过程，也是着实承担在东道国公民责任，并将企业文化融入和植根于当地文化模式的过程。在本土化阶段，企业完成其价值链的重构，成为价值链的主导企业。

　　四、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激励

　　最近，美国副国务卿Robert Hormats提出了“竞争中立”概念，是美国为“应对中国打法”，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所做的更新和调整。美国正在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协商，在贸易和投资两方面，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制订“竞争中立框架”，解决国家资本对公司治理、贸易、投资和竞争等带来的问题。针对美国正在酝酿的“竞争中立框架”，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防止该框架对于中国经济、贸易甚至整个体系的系统性冲击，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营环境和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作为贸易和投资大国之一，中国政府应该并且能够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参与方面更有作为，更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