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了解中国MBA教育的管理特质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开始走近现代工业文明，融入世界。一百多年来，我们无论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的历史几乎都是一部学习西方，洋为中用的历史。商科教育也不例外。

　　以暨南而言，上个世纪20年代，正是由潘序伦先生、杨汝梅先生这些中国经济管理领域最早的一批“海归”博士们主持了暨南大学商科的建设。他们不但引进了西方的专业设置和知识理论体系，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教学管理和教育方法体系。例如分设学系;划分公共选修、专业必修、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商科教育的特殊性，“减少学分增加课外研究”……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抗战爆发之前，暨南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商学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商科教育重新起步。20年前，MBA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商科教育项目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同样是作为从发达国家输入商业文明的一种形式。我们在不断汲取、借鉴西方商学院自20世纪初就开始生长的成熟体系。尤其近十年来，国内领先的商学院开展了大量的国际合作，无论在师资、学生的交流还是国际合作办学都有了许多成功的实践。但是，这当中的主旨仍然主要是学习和引进。换句话说，我们与商学院世界的交流几乎都是单向的。

　　然而，MBA既然是舶来的文明，这其中必定既有普适性，又具有差异性。20年来，我们的MBA教育注重的是其普适性，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差异性。而到了今天，如何面对这种差异性，如何正视中国经济发展、商业文化和法律制度环境中独有的特色和经验，如何让整个世界的商业实践受益于这些特色和经验的提炼与传播——这应该是今天所有领先的中国商学院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5000万海外华人活跃在五洲四海的商业世界，当中国企业的身影已经遍布从北欧到南非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如果仍然只是奉行“拿来主义”恐怕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商业与管理的特质，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视角。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商学院必须逐步构建起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华人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并且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有效地传播;

　　我们应该也有责任帮助那些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去实现价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MBA教育应该要有能力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培养合格的全球管理者;

　　我们甚至也应该要让世界更多地受益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商学院还应该有能力服务于那些和我们一样高速成长中的经济体或者待开发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成长的经验与教训对他们而言也许可以提供更加直接有效的镜鉴;

　　所有这些，都是真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学院应该担负的使命。而这使命某种意义上又与暨南先贤当年创立商科的初衷一脉相承。1918年，黄炎培先生复办暨南学堂，首启商科，其出发点就在于“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实有非常迫切之情势”，“盖今世之商战、工战，无非学战。”今天中国的商学院和她们的MBA项目可以深切体会其中的责任与契机，为这个四海一家的伟大时代做出应有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