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我宣布自己的90%的财产捐出来做基金，就是希望做一个示范吧，中国现在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缺的比较多。我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像美国企业一样。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大赞助者，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王健林披露，核心理由是两点：一是中央领导开始重视足球发展；二是足球在中国影响力很大。

　　他表示，希望以后人们评价王健林，觉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就很满足了。所谓社会企业家，就是将社会贡献当做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努力去践行这些标准，这是他追求的。西方对企业家最高级的评价就是社会企业家。

　　当年离开足球时，大家觉得一个成绩最好的俱乐部不干了，可能会有点儿遗憾。我记得当时央视还做了一期节目。今天回归足球，可能更多的是带给人们一点期许，觉得万达愿意回归，至少是一个好的兆头。这说明大家对足球现在还是关心的。但是你说(万达回归)有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

　　促成这次回归，核心理由是两点。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接见了容志行。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前后两次发表谈话。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这就意味(足球)是向好的方向转化。第二点，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我注意到，只要有国家队、国奥队比赛，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我们竞技水平再烂，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运动。尽管这十几年竞技水平不高，但我觉得群众的真正热情还在。

　　最早是有关领导找我，要求我写一份对足球的建议。我花了两周时间找了一些人谈话，搞了一些调研，最后写了一个大概接近5000字的报告，这个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重新回归足球的一个转折点。净化中国足坛我觉得还要看，这是在总局层面和中央领导层面。这次回归足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到始于两年前的那场打黑运动。那次打黑，抓了这么多人，三个足协高层都被抓进去了。涉案人员从领导到中层、到裁判、到运动员、到俱乐部，这种大面积(治理)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要想真正使足坛净化，起码在中央高层在体育总局始终保持这个高压态势。之所以我愿意回来，也是了解到今后的中超比赛、国内比赛，公安部门会始终参与。用高层领导的话讲就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信心。

　　公司里没什么不同的意见。每年公司都有几个亿的资金安排，做公益或做一些别的支持，无非就是往哪儿投的问题。没什么大争议。

　　合同的基本框架协议书，几个月前就给了足协了。其实我们跟总局和足协谈判花的时间很短。我们提出来的东西修改很少，拖了几个月再签，我想这可能是政府办事程序问题了。如果有人给我们送钱，可能我第二天就签了。他们这个我也能理解。开党组会，可能还得足协副主席都得在“家”。体育总局再开会，可能也得正副局长都在一起。可能还有审批的时间，我想应该是程序问题。

　　5亿是谈判的结果。首先谈的是冠名权，觉得六千万就足够了。剩下的那些钱是大家一条条算的，青少年联赛大概花多少钱，女足大概要花多少钱，国家队(要花多少钱)。其他钱基本都有谱，就是两个数字我现在不能确定：一个就是送出去培训的球员，原来说40个，现在可能增加60个，这个费用要跟欧洲俱乐部谈。第二个就是国家队目前还没有(给出数字)。所以五亿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少于这个数字。这跟调研报告上的几个建议是吻合的。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不光有自己的想法，也找了一些记者、足球人座谈，大家觉得中国的症结就是在于基础不行，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写了一个建议，谈到青少年、女足、裁判问题和请高水平教练，另外就是小球员的发展。

　　以后人们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我就很满足了。所谓社会企业家，就是将社会贡献当做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努力去践行这些标准，这是我追求的。西方对企业家最高级的评价就是社会企业家。比如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挣很多钱，但是挣钱的目的最后是捐给社会。我宣布自己的90%的财产捐出来做基金，就是希望做一个示范吧，中国现在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缺的比较多。我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像美国企业一样。美国的慈善捐助93%来自民间、企业和个人，中国这块做得不好。美国社会捐赠相当于每年生产总值的3%到4%，咱们中国大概只有千分之零点五，每年社会捐赠只有GDP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差距太大，将来我可能更希望是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