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清华经管学院2011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我很高兴能够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 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所以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 同学们分享我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 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 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想望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 想象的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1932年6月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此刻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我的大学生涯的。两年后全国高校大调整， 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在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 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入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 “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但在五十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 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时期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的发现，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 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 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 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 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 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 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 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 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 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 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